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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外纠纷管辖权异议案件的裁判思路与说理

发布时间:2017-04-20 10:52:12

案件回放

台湾的刘某和陈某两夫妻作为先行者来到香港做生意,为了扩大资金源,两人与香港某信托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一般融资授信》的主合同。其后,刘某因为公司生意上的需要,先后分四次向该香港某信托商业银行借款共计191.59万美元,后来,由于刘某公司的衍生性金融产品因其违约而提前结清,从而所产生的欠款50.76万美元,一直未还。纠纷发生后,香港某信托银行基于刘某夫妇可供执行的财产在深圳, 于是一纸诉状将住在深圳前海的刘某夫妻告上法庭。案件审理期间,刘某夫妇及其代理人认为,他们两人都是台湾地区居民,且该经济纠纷案件发生在香港。本案的任何纠纷环节都没有发生在深圳,于是刘某夫妇以我国“不方便法院原则”为由,向前海法院提出管辖权异议。

 

本案的管辖权问题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五条之规定,因合同纠纷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没有住所的被告提起的诉讼,如果被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有可供扣押的财产,可以由可供扣押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

本案被告刘某、陈某在深圳有可供扣押的财产,故前海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

另外,本案所涉及的主债务以及担保债务的当事人虽然约定了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对于相关争议有管辖权,但其约定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享有的管辖权为“非专属性管辖权”,该约定并未排除香港特别行政区之外的其它有管辖权的法院对相关争议行使管辖权。

本案中当事人关于本案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非专属管辖的约定不影响本院对本案行使管辖权。

 

本案是否具备适用不方便法院原则的条件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三十二条规定:“涉外民事案件符合下列情形时,人民法院可以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告知其向更方便的外国法院提起诉讼:

(一)被告提出案件应由更方便外国法院管辖的请求,或者提出管辖异议;

(二)当事人之间不存在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管辖的协议;

(三)案件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专属管辖;

(四)案件不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利益;

(五)案件争议的主要事实不是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且案件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方面存在重大困难;

(六)外国法院对案件享有管辖权,且审理该案件更加方便。

从该六项规定分析,我国对不方便法院原则实质上采用“存在重大困难法院”和“更加方便法院”的双重标准。首先是我国人民法院在认定事实与适用法律上存在重大困难;其次是外国法院对案件享有管辖权,且审理该案件更加方便,二者相互联系,缺一不可。

在本案中被告以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官管辖更为方便为由,提出管辖权异议,主审法官认为该异议是否成立,主要是判定前海法院审理本案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方面是否存在重大困难,如何理解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审理该案更加方便。

在认定事实方面,原、被告双方并未因为主要争议事实发生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而存在重大困难。根据原被告双方的实际情况判明,本案在前海法院审理,双方在证据提供、参加诉讼的便利程度上并不存在重大不便。另外更重要的是在适用法律方面,即使案件双方当事人选择适用香港法律。一方面当事人有义务提供其约定适用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另一方面,如果原、被告双方对其所提供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适用产生争议,前海法院具有健全的法律查明途径,且本案中可供执行的财产位于深圳,也并不能体现出香港法院管辖更为方便。

在本案审理中需要重点考虑的是,在适用“不方便法院原则”时,实质上遵循的是“更加方便法院”的标准。衡量法院审理案件是否构成重大困难等要素,必须因时而异、因地而异。现代社会的往来交通与信息传递的便利性,使得地域与语言造成的不便影响越来越轻微。随着内地涉外民事案件法律制度与审判制度的完善,为人民法院审理涉外民事案件提供了制度保障。前海法院更是集中管辖深圳全市涉外、涉港澳台商事案件,具有专业化的审判机制,建立了港籍陪审员制度,亦具备比较完善的法律查明机制,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上并不构成重大困难。

 

适用不方便法院原则的价值判断与衡量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在本案的审理中,不仅仅是单纯的从法律条款的字面理解适用“不方便法院原则”,需要法官运用自由裁量权进一步从利益与价值上作出衡量与判断,这关系到民事司法能否维护与实现公平正义的价值目标。

首先,人民法院在适用不方便法院原则时应当充分考虑我国涉外民事案件管辖权制度的基本精神。一般情况下,人民法院对我国法律规定具有管辖权的案件均应行使管辖权,应当尊重原告依照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选择法院的正当权利。除非原告挑选法院行为给被告进行诉讼与法院审理案件造成明显不便和重大困难,方有不方便法院原则适用的余地。如果轻易以不方便法院原则为由驳回原告起诉,那势必损害我国法律规定的管辖制度的完整性和权威性。同时,如果人民法院不能依照我国法律为各国或地区民商事主体提供公正有效的争端解决途径,也势必会损害各国或地区民商事主体对我国司法环境的信任。

其次,人民法院在适用不方便法院原则时,应当充分考虑不方便法院原则的核心价值取向。以促进公平正义实现为导向,判断是否适用“不方便法院原则”应当从其对当事人利益和实现正义带来的影响这一角度来考察。管辖权的不断扩展使得当事人选择法院的自由度更高,一般来说,当事人会尽量挑选可能对自己作出更加有利判决的国家。有时原告基于对被告 “压制性”和“纠缠性”的目的,也会故意选择使被告应诉具有极大困难的法院,如受案法院行使管辖权,会导致对被告的不公正。这要求法院适用“不方便法院原则”需要进行实质性判断和合法性判断,还更应当充分考量当事人是否存在恶意诉讼的情形,是否存在利用现存制度的设计来获取不正当利益的动机。必须充分排除当事人利用制度适用获得潜在的不当利益,一方面,原告不得提起给被告造成极大困难的诉讼并浪费与其无实质联系的法院地国家或地区的司法资源,另一方面,被告也不得利用不方便法院原则规避法律责任和义务,对原告的合法权益造成实质损害。唯有如此,才能有效维护司法权威,彰显法律公平正义的司法价值。

 从本案所涉的主合同以及担保合同的约定来看,本案主要争议事实发生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原告就主合同争议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提起诉讼,双方约定争议解决适用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毋庸讳言,相比较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管辖而言,本案在本院诉讼即使不构成在“认定事实与适用法律上重大困难”,也确实存在“适当不便”,但从诉讼动机与目的来看,信托银行选择在前海法院起诉,核心因素是被告刘某、陈某可执行唯一标的物在本院司法管辖范围内,其目的为保证诉讼利益的实现,并不存在原告滥用程序权利,对被告造成严重不便,进而影响案件公正审理,难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事实和动机。

因此,法院在适用不方便法院原则时,应特别顾及原告就实体问题作出的决定获得承认与执行的可能性,除非被告证实其在该替代法院或在该法院决定可以得到执行的另一国家或地区有足够的财产。但本案中被告仅提出在台湾涉讼,并未提出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信托商业银行恶意选择管辖法院、滥用诉讼权利,也未证明其在本案被查封的财产之外有可供执行的其他财产,或证实若被告选择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管辖,其胜诉判决同样可以予以执行。

如果前海法院放弃管辖权可能会使原告实质上丧失司法救济的权利,也在实际上丧失诉诸法律保障其合法权益实现的途径,这从根本上违背了公平和正义的原则。在这种情况下,对信托银行诉诸法律主张对其合法权益的法定权利保护的追求,显然应当超过对法院审理和刘某、陈某诉讼“便利”的追求。

公平正义的法治环境是平等保护每一个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如果对可能利用制度上的便利来获取不正当司法利益的情形视而不见,任由其发展而损害其他主体的合法权益,无疑将损害司法的公正,破坏一个地区的法治土壤,危及我国内地民事司法制度的公正性和有效性,也从根本上背离了“不方便法院”这一制度设计的初衷。因此,权衡比较原、被告两方的理据以及本案的具体情况,本案被告以“不方便法院”原则为由,提出的管辖权异议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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